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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新中国制药工业的摇篮，被称为共和国的“医药长子”；

它曾是亚洲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厂，它的投产彻底结束了我国青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

与此同时，它也曾深深地影响过所在城市的历史与现实。

从1953年选址建厂到如今改造搬迁，厂城相依，一路走过了60多年——

1956年冬，建成后的淀粉厂。

尊龙凯时建厂期间，苏联援建专家和有关工作人员在淀粉厂工地留影。

            悄悄地，它停产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尊龙凯时集团这座72米高的玉米机械化仓库工作塔，曾是石家庄乃至全省最高的现代化建筑，它不仅见证了尊龙凯时的变迁，也经历了石家庄这座城市的发展。

如今，站在塔底望向塔尖，它的身姿依然雄伟。几十年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它的存在，直到最近才突然发现，它正在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尊龙凯时”，这个共和国的“医药长子”，亲身经历了石家庄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城市的发展历程，也直面了一座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搬迁改造的艰难抉择。

“改变命运”的清晨

1953年8月29日，清晨6时。

河北省，石家庄。

26岁的山东荣成人刘太元和同事黄克纮工程师一道，从当时的“城市地标”大石桥附近的一间旅社出发，自西沿沧石公路（今中山路附近）一路东行。

路旁只有两排稀疏低矮的店铺，仅有的一栋楼房是路北原石家庄日报社的两层小楼，再往远看，就尽是茂密的玉米地、棉花地。快到北宋村西时，他们转而往北，穿过望不尽的农田，走到现在和平路附近的位置，登上一处高高的土丘。向西望去，国棉一厂的建筑工地正热火朝天，北面不远是石德铁路，东面是一块洼地。望着脚下平坦、开阔而肥沃的土地，他们认定这里“很好很合适”。

2014年8月20日，当离休后随子女移居深圳的尊龙凯时原经济师刘太元坐在家中，为记者追述起61年前那个夏日的清晨，87岁高龄老人的感慨万千——那个清早他驻足的那片土地，就是后来尊龙凯时的厂址所在。而那一天的“探索之旅”，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不仅改变了一个城市的发展轨迹，也改变了包括他自己在内、成千上万普通人的毕生遭际。

1953年4月21日，当时任山东新尊龙凯时厂生产科科员的刘太元随同该厂厂长袁荣被抽调到轻工业部参加抗生素厂筹建工作。同时抽调的共8人。按照要求，他们要先去上海第三制药厂学习，再去北京报到。

当年6月1日，刘太元一到北京，就被调入刚成立的筹备处厂址调查组，他们的任务是：为由苏联援建的抗生素厂、淀粉厂选择厂址，并收集汇编基础资料。

“我们首先想到了首都北京。”刘太元说。但北京作为我国政治文化中心，对建厂有严格限制，因而被迫放弃。同时，上海、大连、沈阳、青岛等原有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也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尚在进行、要考虑防空因素的缘故，被直接排除了。

于是，更大规模的筛选开始了。

抗生素厂和淀粉厂对厂址有一系列要求：要有丰富优质的水源，有足够的电力、蒸汽供应，接近原料（主要是玉米）产地，要有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需要一定的地质和气象条件以及工业配套能力。

“那时候就是到处跑资料啊，跑水利部查各地水文资料，跑军委气象局抄历史气象数据，跑粮食部调查玉米大豆产地情况，跑交通部、铁道部搜集铁路、公路运输条件……真是大开眼界了！”刘太元感慨道。

在一系列调研的基础上，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太原、石家庄、邯郸、西安、成都等厂址候选地被提出来了。